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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新安

求新何如求永恒—我的艺术格调观

发布日期:2012-7-23 16:38:00 作者:程大利 来源:

    北大一个青年教师说,八十年代以后,“创新”追得我们连撒尿的时间都快没有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新是时间概念,是历史的过程。美,才是永恒的东西。”未及展开论述,今借此短文,陈述拙见。
  在整个20世纪中,美与丑的价值判断被“新”与“现代”的时间判断所取代。审美的第一标准就是新和现代性。求新、求变成为艺术的最高指归。新与旧、变和恒是对立的范畴,而艺术的本质与时间是无关系的。所以,把“新”和“变”绝对化势必导致对艺术认识的肤浅,使艺术流于形式变化而逐渐丧失精神内容失去永恒的价值。
  诚然,艺术不能重复,如果重复,艺术早就结束了它的历程。艺术形态始终处以变化之中。我们回望历史,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但分明又是艺术语言延续的结果。这种独特并不是刻意求“新”,而是一种文脉的自然推进。“恒”是艺术中的不变元素,它一直在承前启后,成为纵贯艺术史的筋脉。艺术家真实地表现了自己,表达了自己,自然就与前人形成了距离,形成时代的特质。而前人的审美经验又影响着后人,因为审美经验带有一定的规定性。以中国画而言,南齐谢赫的“六法”是完整而严谨的审美纲领,是古代中国画家认识论的规律性总结,后人称“六法精论,千古不移”。以求气韵而见高格,成为中国画的审美宗旨。同时,六法也是严谨的绘画创作方法论。以笔墨而言,前人赋予笔墨深刻的文化内涵。唐代张彦远阐释“骨法用笔”为“生死刚正谓之骨”。这与汉代卫铄的《笔阵图》论笔法有相近处——“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得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只不过张彦远将“骨法”又赋予了人格意义。用笔的格调古人分明已有了定论。
  谢赫更明确地指出:“迹有巧拙,艺无古今。”审美规律性的东西是没有古今之分的。笔墨可以随时代,但不等于随时代就是高的,不随时代就是低的。笔墨毕竟是语言因素,为境界服务。但笔墨中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没有一定的学养积淀,对笔墨的理解和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习惯了20世纪的光怪陆离,尤其是以西方艺术认识论的框架来看待中国笔墨艺术总认为是千人一面,“把名字一盖不知是谁画的”。这是我的一位欧洲朋友的话,我问他“中国古画也是这样吗?”他说:“一样的。”这是对笔墨的极端隔膜和无知。“迹有巧拙”,笔墨间的微妙变化完全反映着画家的学识修养和艺术格调,个性和人品也印证在笔线之中。遗憾的是,20世纪的国人也跟着作如是观。
  在近百年西化浪潮中,人们将“时代感”绝对化,而将艺术格调放在次要地位,把现代与传统、新与旧、今与古,截然对立起来,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把艺术与政治完全等同起来,把艺术规律与科学规律混为一谈,努力动摇中国画的本质,模糊中国画的底线,让中国画淹没在艺术多元化的格局中,这恰恰是一种倒退,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悲剧。
  在“变”与“恒”这个问题上,《易经》回答得非常好,所谓“生生之谓易”。东汉郑玄在《易赞》中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中国画中的“不易”正是这个独特的艺术形式千年流传、百年不衰的重要原因。顾亭林在《日知录》里说:“诗文与所以代变,有不得不然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何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此言极有深意。他的结论是如此突然而绝对,但道出了诗的真谛——不似古人则失其所以为诗!如何创造当在一定的规律之内去思考。中国书法和绘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清代画家兼理论家笪重光说:“丹青竞胜,反失山水之真容;笔墨贪奇,多造林丘之恶境。怪僻之形易作,作之一览无余,寻常之景难工,工者频观不厌”。看来,求奇和求怪的求“新”意识难得大成。在寻常之中见功底和境界方为高格。清代王昱在《东庄论画》里说:“若格外好奇,诡僻狂怪,徒取惊心炫目,辄谓自立门户,实乃邪魔外道也。”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篇》中说:“今人既自揣无以出众,乃故作狂态以惑人”一语道破实质。何为正途?沈氏指出坦途大道——“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这些前代的高论体现着中国画艺术的学习规律,而且被历代大师所实践着。
  一味求“新”,使许多画家陷入岐途,或者站在一个矮小的山头上自以为成功,而难望历代高峰的项背。中国艺术的笔墨绝对是有继承性的,是数千年智慧的总结,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视而不见则是舍本求末。笔墨不是越新越高,石涛并不比八大高,也没有超过倪黄。笔墨没有新旧之分,艺术形式或者形态也不分高低,而境界自古有高低,格调从来分文野。在中国画论看来,“平淡天真”是至高的格调。当一个艺术家刻意追求风格和图式的时候,他的状态便需要调整了。中国画论以逸格为标高,那是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体现着中国画最本质的精神。与此相背离的“绘宗十二忌”也正是做人之忌。
  新是历史的过程,美才是艺术质量的标志。中国画从来是修养的积累,人格的记录,更是传统的延续和推进,哪怕推进一点都可以留在画史上,片面的理解“创新”,对中国画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程大利,1945年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程大利工作室导师,曾任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
  自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参加历届全国美展,部分作品获奖。1989年获“中日水墨画交流展”一等奖; 1992年赴马来西亚艺术学院讲学并举办画展;1993年访问德国,参加“中国艺术家赴德作品展”;1995年在南京举办“荷花系列——程大利水墨画展”;1996年在江苏美术馆举办“悠悠天地间——程大利山水作品观摩展”; 2000年参加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主办的“百年中国画展”;2004年3月在德国举办个人画展;200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程大利山水画展”(中国美协、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同年获“黄宾虹奖”和第二届中国画油画风景展佳作奖;2007年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程大利山水画展”(江苏省文联、文化厅,中国美协联合主办)。2008年以来曾参加北京国际双年展等各项大型展览。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等多所美术馆及博物馆收藏。出版有《程大利画集》多种,文集《宾退集》、《师心居随笔》、《师心居笔谭》等。主编《敦煌石窟艺术》22卷、《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等 获国家图书奖,《童规》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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